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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对待醉驾的出罪与免予刑事处分,血汗钱要

日期:2019-07-21编辑作者:www.qg777.com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本来以为我们的血汗钱就这样打水漂了,多亏你们帮助要了回来,这下终于给家人有了交代。”近日,史某等9名农民工来到天津市宝坻区检察院,感谢检察机关帮忙要回了拖欠一年的工资。

理性看待醉驾的出罪与免刑

编者按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这一天召开主题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毒品犯罪”的新闻发布会,通报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打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发布检察机关惩治毒品犯罪典型案例。现将发布的6件典型案例(其中追诉案例2件、抗诉案例4件)予以刊发,以期为各地检察机关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提供指引和参考。

2017年2月,史某等9人经人介绍到宝坻区某服装厂打工,按照厂方要求他们完成了全部工作,但自当年8月开始,该服装厂以资金困难为由停发了史某等9人的工资,至年底共拖欠工资13万余元,史某等9人多次讨要无果。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就醉酒驾驶明确规定,“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此,社会各界就醉驾入罪条件又进行了一轮激烈争辩。笔者认为需要对此予以理性看待。

■追诉案例之一

该院在落实开展最高检部署的“农民工讨薪讨债纠纷案件专项监督活动”中,积极摸排,了解发现了这一线索,立即派出检察官深入走访调查。掌握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及时固定证据。同时,多渠道调查该厂负责人经济状况及还款能力,发现该负责人不久前为自己购置了一辆轿车,并非无还款能力。

由于刑法第133条关于危险驾驶罪规定中,第1款第1项的追逐竞驶和第2项的醉酒驾驶立法表述存在区别,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醉酒驾驶行为入罪标准有着不同的认识,即醉驾是一律入刑,还是应当有所区别。《指导意见》的发布,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这一争议进行回应,意味着即使符合规定的醉驾标准,也有可能不作犯罪处理,或者在情节轻微的情形下可以免予刑罚处罚。

王慧娜等人贩卖毒品,王优生贩卖、运输毒品、故意伤害案

依据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宝坻区检察院制作了《支持申请仲裁决定书》,依法支持史某等9人向宝坻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011年刑法修正案生效实施之初,公安机关对醉驾行为采取的是一律入刑的态度,从实践反馈的情形来看,该做法确实改善了醉驾情况,各地醉酒驾驶率大大降低。但不少学者认为,不考虑案件的具体情节,不加区分地将醉驾行为一律认定为犯罪有失妥当。公安机关和主张醉驾一律入刑的学者都是立足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规范,其中追逐驾驶行为需要情节恶劣方可入罪,而醉酒驾驶行为却未加以任何限定条件,所以,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可较为明确地得出醉驾入刑并不需要额外的限制性条件的结论。

一、基本案情

仲裁开庭前,风波再起。该服装厂为规避仲裁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逃脱债务,蓄谋注销营业执照。如果成功注销,仲裁将无法进行。这一举动被检察官及时发现,立即采取措施,与辖区仲裁委、市场和质量监督局取得联系,加快该案办理速度,力争在其注销企业前进行仲裁。同时,该院积极与乡镇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沟通协调,争取支持协助,由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派出工作人员向该厂负责人释法说理,告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重后果,促使其尽快履行义务。通过努力,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不久前,该厂负责人向史某等9人一次性给付了拖欠工资和补偿金19万余元。

一律入刑者以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的立场,认为醉酒行为与酒驾行为的不同处理方法已然是考量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有立法表明对醉驾行为在是否入罪问题上应当“一视同仁”。一律入刑的观点基于预防性立法角度,关注的是醉驾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有注重公共安全法益的立场确认;需要根据案件情节予以区别对待者,认为需要在醉驾行为的差异化基础上审慎运用自由裁量权,有注重权益保障的价值主导。不可否认,无论是哪一种学说立场,都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展开,都需要恪守刑法最后底线的属性,保持刑法的谦抑性与不得已性。虽然醉驾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仅为六个月拘役,但刑罚的后果并非是简单的剥夺和限制自由。因此,对醉驾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犯罪,仍要谨慎判断行为人的受刑必要性问题,即考虑具体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应该纳入到刑法范围予以规制。

河南省检察院在审查被告人李景瀛、王镇南、李季贩卖毒品上诉案过程中,发现毒品上家及毒品来源未能查清。通过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检察机关提取了李景瀛等人的手机通话、短信记录等证据,发现王镇南上家为“王小猴”。经再次提审,王镇南交代出“王小猴”的真实姓名为王慧娜,贩毒成员还有“茜茜”“清亮”“二孩”等三人。检察机关遂建议公安机关对王慧娜等人立案侦查。随后,办案检察官会同侦查人员到看守所,让王镇南从近百人的照片中辨认出王慧娜,迅速将其抓捕到案。后又两次到当地跟踪督查,经过调查走访平顶山市两个戒毒所,接触近百名吸毒、戒毒人员,终于查清“茜茜”等三人的真实身份为王玉琳、许清亮和郑龙非,后王玉琳、许清亮被抓获归案。经查,2014年5月,王慧娜带领李景瀛、李季、王镇南,向郑龙非购买甲基苯丙胺685.69克,向王玉琳、许清亮购买甲基苯丙胺1500克。

据了解,宝坻区检察院为保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积极开展专项活动解决“讨薪难”问题。截至目前,共办理涉及农民工讨薪类案件9件,均已调解结案并执行,有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指导意见》并不是要否定“入刑论”,也不是要极力张扬“区别论”。从醉驾入刑以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规范意识已经基本得以确立。在醉驾入刑时隔多年之后出台上述意见,是结合实践中醉驾入刑样态的复杂情形,刑法随社会的变化发展所作的适应性调整。在2017年,浙江、上海、江苏等分别出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立案、量刑规则,规定了醉酒驾驶的若干出罪情形。其中主要包括挪动车位;非“道路”上接替驾驶;驾驶摩托车、电动车低酒精含量且未造成严重后果;道路使用情况等具体情形。在《指导意见》中则规定醉驾定罪量刑须考虑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可见,最高法的上述规则结合了刑法第133条关于醉酒驾驶的罪状描述和刑法总则第13条、第37条的规定,为醉酒驾驶行为出罪和免刑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法律依据。这是刑法适应性的再次体现。

审查中还发现,王镇南的一份讯问笔录中显示,其曾向“永胜”购买毒品。经调查,“永胜”真实姓名是王优生。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通报,建议对王优生展开调查,并派员前往当地现场协调查办。在抓捕王优生时,提前介入侦查的检察官及时建议对从王优生住处搜出的毒品包装物进行生物物证检验。经鉴定,该毒品包装袋上提取的两枚指纹系王优生左手食指、拇指所留,有力证实了毒品系王优生所有。鉴于王优生拒不供认犯罪,检察机关建议运用大数据系统查询王优生行踪,发现其多次往返于平顶山、北京之间,并有大额银行转账记录,经与北京市公安机关协调,查清其向北京下家贩卖、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1625.43克、氯胺酮2.58克。另查明其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犯罪事实。

(本报记者陶强 通讯员代士享 蔺雯婧)

需要注意的是,以单一的酒精含量为入刑标准,对超过法定标准的醉驾行为一律认定为犯罪或许是过于严苛,但滥用刑法第13条、第37条,对醉驾行为轻易出罪或免刑又必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危险驾驶罪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并不要求实害结果的出现。刑法第133条第3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从危险驾驶罪的刑罚配置看,作为犯罪,受刑法规制的醉驾并不以实害结果为构成要件,否则就失去了将醉驾行为单独列入危险驾驶罪的意义,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的后果。因此,我们不可能以没有造成实害结果作为醉驾出罪的事由,这有违醉驾入刑的立法初衷。同理,诸如为救助病人的醉驾行为虽未造成交通事故,但对公共安全造成可能实现的危险的情形的,仍然构成犯罪,而且此时是否能够一律以紧急避险排除违法性仍然不无异议。在此情形下,我们仍然不能把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混为一谈。

2016年9月28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分别以贩卖毒品罪判处王慧娜、王玉琳无期徒刑,判处许清亮有期徒刑十五年。2017年8月25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王优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陶强 代士享 蔺雯婧

总之,醉驾行为虽然可以依据刑法第13条出罪,依据第37条免予刑罚处罚,但是,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具体到这一从宽性的原因,笔者认为,其理由仍然是欠缺刑罚处罚必要性;同时,基于醉驾案件数量的激增及案件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而从刑事政策层面需要给出刑罚退出的有限渠道。但是,就刑法的现有规定来说,醉驾行为本身的可罚性仍然在于对公共安全带来的现实危险,这一危险状态的存在仍然是其入罪与司法适用的中心点。

经公安机关上网追逃,于2017年5月将郑龙非抓获归案,根据郑龙非的交代,又抓获了其毒品上家宋某。

总之,笔者认为最高法《指导意见》对醉驾行为的从宽性规定,既没有超越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根基,也不是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宽纵。对于轻微的醉驾行为,即使要根据上述量刑意见予以出罪或者免予刑罚处罚,仍然需要结合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进行综合判断,需要对行为人是否必须应受刑罚进行细致考量,结合现实的醉驾程度与对法益侵害的危险状态,从刑罚必要性与比例性立场出发,审慎查明与区别对待,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到底。

二、典型意义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毒品犯罪的隐蔽性较强,上下家之间一般以绰号相称,真实身份往往难以查清,给依法严惩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造成困难。实践中,部分毒品犯罪案件也因此未能深挖细查,打击上下家等关联犯罪。检察机关在办理本案时,没有就案办案,而是主动监督,根据蛛丝马迹,深挖关联犯罪,并通过引导侦查取证,跟踪监督,锲而不舍,历时三年多时间,成功追诉多名漏犯及相关漏罪。

陈伟 李晓梅

■追诉案例之二

周瑜、杨占华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占华因贩卖毒品一审被判处死刑。2015年2月,浙江省检察院在审查其上诉案过程中,发现杨占华租住在简陋的民房中,银行卡平时仅有小额资金出入,从其经济状况分析,不像是贩卖大量毒品的主犯;从其手机通话记录看,杨占华与其供称是同案犯的罗时应仅联系过一次,而跟周瑜联系非常频繁,初步判断杨占华可能受周瑜指使贩卖毒品。检察官反复审查相关材料,发现周瑜在通话中指使杨占华放置毒品,并谈论毒品剩余情况。经再次提审杨占华,展示相关证据,杨占华交代其系受周瑜指使贩卖毒品,一审阶段之所以编造罗时应是幕后主犯,主要是考虑自己和周瑜二人是同乡,情同手足,想为周瑜隐瞒、承担罪责。此外,杨占华又交代了一起受周瑜指使贩卖毒品的事实。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周瑜立案侦查。周瑜被抓获后,提前介入侦查的检察官就杨、周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等提出引导取证意见。经查,二人共同贩卖甲基苯丙胺2592.24克,在共同犯罪中,周瑜提供毒资、联系购买和销售毒品、收取货款,杨占华负责保管毒品、与买家交接毒品,周瑜作用明显大于杨占华,一审法院认定杨占华单独贩卖毒品并对其判处死刑,确有错误,检察机关遂建议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对杨占华案与另提起公诉的周瑜案并案审理,重新作出判决。

2015年11月24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杨占华无期徒刑。2017年9月27日,浙江省高级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周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二、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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